一个悲剧性的帝王——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读《万历十五年》给我最深震动的不是张居正在世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其所引起的对他去世后的清算；不是申时行的老成、中庸与无奈；不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不是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不是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而是万历这位活着的祖宗，这位悲剧性的皇帝，几百年后他带给人们的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万历幼年登基，从他登基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国家的一个机构。他想得到幼年儿童最基本的母亲的慈爱，但自从他登基之后，这种真正的天性之爱，已经被皇家的习俗所造成的距离所影响，母子间的天性的交流极为不便。例如，万历给太后修葺装潢她所居住的宫室，太后的感谢却不能用亲切爱怜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他的幼年生活完全被剥夺了少年儿童应有的天真烂漫，他是一个机构，他幼年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使这个机构更成熟、更完善，母亲更确切地说是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责和勤奋学习极为关怀，并且教子极为严格，动不动就罚跪几个小时；他喜爱书法，可是张居正却不让他写字，而要他遍览历朝典历与治国之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一只蛹，被母亲的慈威与张居正的师长权威紧紧地缚住，他没有体验到人间温馨的感情，他所接触的是陈旧的故纸与冰冷的文字，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这个"人"的人，他们关心的只是皇帝这个机构，他作为人的一面被无情地掐灭在萌芽之中，这一个悲剧性童年生活是后来悲剧生活的起点。

等到他终于遇到一个他真正爱的女人——郑贵妃，一个真正把他当成人的女子时，他终于得到了一种爱，这在他的一生中是极为难得的，只有这个女人理解他作为皇帝的孤独与无助甚至敢在他面前直接说出来，他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他终于有了一分属于自己的爱情了，于是，他想用他皇帝的天威来做出一些他珍惜这份难得的爱情的表示，他甚至想用他皇帝的权威来捍卫这份爱情，但是当他宣布要立他与郑妃的儿子为太子时，却遭到了臣下的一致反对，在一个以"四书"中的伦理为主要治国纲领的帝国里，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的心目中严重地违反了纲常伦理，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位孤独的君主。他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他们强迫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朝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实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他的性格中缺乏坚强的毅力，所以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但是他并不是一位胸襟宽广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他就设法报复。他采取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无为，他不再与文官合作并且后来几乎不上朝，不与文官见面，甚至在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去世以后，他也以"今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对天下有表率作用的繁文缛节。他看透了这些仪式典礼，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的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

后人评论万历皇帝，往往偏重于他的懒惰，他的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残忍，但却忽略了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他不被允许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他虽然坐在他的祖先坐过的宝座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祖先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臣僚的教育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是这群文臣安排的，他的感情还需要绝对的控制。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很想有所作为，有积极的创造，但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他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他贵为天子却无法真正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他不过是紫禁城的一个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很难升迁提拔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可以超出法律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但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因他被臣下视为晏安怠惰而日益减弱；他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队的可；，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不用谈巡视各省。在他御宇的后期，他已经知道自己难逃历史的指责，所以更加消极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被活埋，充当了活着的祖宗。等他真正从肉体上死亡，他的臣僚还要对他的灵魂进行第二次谋杀，他生平最心爱的女人，那个唯一把他当成人的女人，死后却没有按照他的遗愿与他同处一个墓室，那些把他当作活祖宗供奉起来的臣下们竟然连这个要求都不能满足他。

万历皇帝的一生是一个彻底的悲剧，这个悲剧是他所在的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源远流长，从他幼年登基开始便一直在塑造着他，从精神上毒害着他，在行为上束缚着他，使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个活着的祖宗，"他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万历并非天生的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拜这个制度所赐。正如罗伯——格利耶在《幢现的镜子》中所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是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是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在万历十五年，大明帝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与宴安耽乐，都是于事无补亦无害，至于那些对万历皇帝咬牙切齿，认为大明国是毁在他手里的那些人，与其去谴责这个在历史舞台上被随意摆布的悲剧性演员，不如去探求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去摆脱这个旧制度所带来的悲剧。